杨承训：促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国提升农业竞争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基础。

　　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发展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需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经营，二是发展各类农民合作社，三是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集体经济组织。

　　原文链接: 促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发展

　　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第一次分流发生在16世纪中下叶以降，从货币发行管理权的视角看，中国是“主导权下移”，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货币称量银化，以及政府货币发行权动摇、弱化了对核心货币的管理干预能力；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表现为幕府建立了政府主导的金银铜三货制度，有能力多次改铸货币、调节货币流通市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在建立近代货币金融体制的过程中呈现出更明显的分流。中国货币金融制度不但发展迟缓，而且呈现出混乱不堪的局面，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日本较早且较顺利地建立起近代货币金融制度，确立了国家货币主权。这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也彰显了国家金融能力的传统特质对构建近代金融体制的深层次作用，折射出历史遗产的路径依赖对于制度变迁的深层影响。

　　原文链接: 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

　　在2020年11月28日举行的“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负责人密集发声，涉及“增强退市刚性，决不允许久拖不退”等多项内容。这已经不是监管部门首次强调资本市场新陈代谢的重要作用。在科创板开板逾1年、创业板改革满3个月、注册制即将全面推行的背景下，反复提及完善退市制度，凸显推进注册制配套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资本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前沿阵地，“只进不出”“多进少出”的股票供给模式将扭曲市场估值体系、扭曲资源配置标准，导致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唯有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才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为此，必须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实现“退得下”“退得稳”“该退须退”。

　　原文链接: 增强退市刚性 谨防久拖不退

　　在秦统一后的中国文化中,真正带有地方特色的学派往往产生于宋代,这当然是与宋代“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及其“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治政策密切相关的。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也就预示着“道学”(理学)濂、关、洛、闽之不同学派的形成。但学派的形成必须依赖一定的地域学风,而关学在张载之后“再传何其寥寥”的格局,对于地方学派而言固然是一种悲剧,但从张载的“天人合一”到王重阳的“性命双修”,却恰恰提出了一个学派与学风孰更为根本的问题,而从儒学到道教似乎又存在着太大的距离。不过,如果从地域学风出发,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及其在基本精神上的退守与坚持关系。这样看来,学风比学派的思想观点似乎就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与传播优势。由此出发,所谓地方学派研究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对某种思想观点的坚持,而在于对优良学风的继承与发扬。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中国的现代化追求需要各种不同的学派,不如说首先需要的恰恰是一种面向新时代的新的学风。

　　原文链接: 从张载的“天人合一”到王重阳的“性命双修”

　　黑龙江地区为国家安危所系之地，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向来重视对其经营与治理。在清代，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管理该地区的人口迁入与迁出，建立了清朝在黑龙江地区的治理体系。因此，对清代黑龙江地区的移民政策和治理机构设立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清代边疆治理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教训。

　　从边疆治理的角度而言，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的移民政策始终具有滞后性。清政府先将人口迁出黑龙江地区，一旦出现边疆?；阋泼癯涫?，待到稍有缓解，又再次外调、内迁人口，这样的移民政策对黑龙江地区的边疆防御产生较大的影响。人口的大量外迁、区域内南迁、移驻人口的分布不均及限制汉民进入的封禁政策，是清代黑龙江地区边疆防御薄弱的重要原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清朝对黑龙江边疆的治理也有其成功之处，不仅使黑龙江地区成为清代国家“大一统”版图的一部分，而且也使黑龙江地区各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原文链接: 移民影响清代黑龙江治理体系

　　朱熹是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他既有极为丰富的经典阐释实践，其《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在各自所属领域都有划时代的影响，而且他还有极为丰富的阐释思想和成熟的阐释模式。在他的阐释逻辑中，求道(理)而致用是起点，切己体察、虚心是基本方式，游动于“本意”与“己意”之间是阐释策略。其阐释思想自成体系，代表了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最高水平，体现着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学理逻辑与阐释路径。

　　原文链接: 朱熹与中国经典阐释学

　　以“改变世界”、最终解放全人类为根本宗旨和神圣使命的马克思哲学，在理念创新、主题转换、范式变革等意义上，坚持以“社会化的人类”实现对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超越，确立了以先进制度为载体的“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分析范式。借此哲学范式展开对启蒙现代性之抽象的“理性自由”观系统的批判性反思，从根本上实现了以现实个人之自由全面发展为根基的“实践公共性”逻辑创制的革命性转变。它为人类文明承诺了一种基于自由、自觉、自主的劳动实践基础，依托“自由人联合体”，不断实现公共价值现实化的美好生活理想愿景。此一努力所彰显的，是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一切旧哲学之鲜明的理论特质、实践品质、历史性担当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和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中，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并非一种空洞的主观理性悬设和承诺，它本质上是人之为人的公共性特质的自为证成。经典作家以实践的、历史的公共性分析视野，对于社会历史的三大形态、三大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以及“每个人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中，人类公共意识、公共价值以及公共生活发育的水平和自觉程度，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论证。人类历史进程中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实践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演进，包含着人之成长为人的过程中，公共性理念的普遍自觉、公共性品质的确立、公共性精神境界的逐渐养成，以及对于未来美好社会之合理模式的前瞻性建构，并为此找寻到一条扬弃这些悖论和冲突的道路，即共产主义革命。

　　原文链接：公共价值的信念与美好生活的理想——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深蕴

　　中国艺术观念70年的演进，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在中国传统以“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的影响下，形成了以“文艺”一词为核心的艺术观念（文学在艺术之外）；二是在西方以美学（艺术哲学）为主流的艺术体系的影响下，形成了以“艺术”一词为核心的艺术观念（文学在艺术之内）；三是在德国的“艺术科学”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的艺术学学科体系（文学、建筑、园艺在艺术之外）；四是在与世界大国学科体系中“艺术学科”以及其观念的互动中，对中国在学科体系中艺术学学科目录的修定，有重要影响。由于这四个方面的影响，中国的艺术观念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作为学科的艺术学第一次学科目录（1983）之前，主要是前两方面的影响，之后，主要是后两方面的影响，但四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70年中国艺术观念的基本面貌，也构成了艺术作为学科体系的基本面貌。

　　原文链接：中国艺术观念70年演进--对中国型艺术学的出现-关联-发展-成就之反思

　　现代艺术颠覆古典艺术的审美观念而使艺术作品的身份认定成为美学难题?？档绿岢龅摹芭卸显谙?，还是快感在先”的审美先验命题，经由伽达默尔的发展而衍变为“阐释在先，判断在后”的艺术经验命题，但这一命题尚需“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的理论发展，才能成为阐释现代艺术的有效概念。按照审美阐释的理念，自然存在的作品，没有自己的世界，因为它是一种僵硬的对象化存在；只有经过审美阐释的作品，才有自己的世界，因为它开启了诗意化的审美存在。审美阐释将作品置于表现性的世界，为艺术作品的意义生成创造观念条件。审美阐释所面对的作品与现实世界，并非摹本与对象的映射关系，而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关系。在审美阐释中，真正起重要作用的，并非阐释主体的意图与前见，也并非阐释对象的形式与内容，而是审美阐释活动本身的自我表现性：艺术作品须经审美阐释的表现性才能成为自身。伽达默尔指出，“艺术作品的真正存在不能与它的表现相脱离，并且正是在表现中才产生构成物的统一性和同一性。艺术作品的本质包含对自我表现的依赖性?！辟ご锬攵砸帐跤胗蜗繁局仕鞯呐杏?，准确揭示了艺术作品对自我表现的依赖性。

　　原文链接：论审美阐释---种现代艺术的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解读

　　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使然。中国先后经历了君主主导、军阀主导和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自秦汉大一统到清朝末年的两千多年间，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君主主导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君主“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是该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从而带来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恶性循环和夜郎自大心态的人治弊病。这一国家治理的弊病，在鸦片战争后的西方挑战和国内农民起义中，更是集中暴露出来。在军阀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中，中国就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国家治理?；谴锏轿抟愿醇拥木车?。军阀主导的国家治理?；?，客观上催生了政党这一具有鲜明意识形态、严格组织纪律的新型政治组织，从而开启了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尽管孙中山最早尝试创造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但是其继任者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由于将军权置于党权之上，最终蜕变为新军阀统治。而我们党则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凭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并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成功领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征程，真正实践了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显然，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原文链接：叶麒麟：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