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2期】肖威、刘楠:加强数字金融风险防控
近年来,P2P平台暴雷、数字金融欺诈频发等金融乱象表明,加强数字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防控紧迫而必要。针对数字金融特性,应尽快建立适应当前数字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监管模式,统筹数字金融行业的监管工作。建立严格的数字金融行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行业自律。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尤其是投资安全?;?,强化数字金融消费者教育。同时还要高度重视消费者信息安全,围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しā返确?,完善涉及数字金融的相关法规,依法?;そ鹑谙颜咝畔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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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淑梅: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是未来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
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正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不仅要求中国能够有效对接国际开放制度,还需要中国进一步带来积极影响?;诙啾呙骋滋逯坪颓蜃悦承ò才畔嗷ゴ俳墓彩?,中国将进一步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参与WTO改革,努力破解原有的规则锁定,通过制定新规和强化现有合理规则,实现贸易规则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赢得发展空间。此外,鉴于WTO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更要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发挥更多的引领作用,同时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活跃且有效地参与制度供给,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2021年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都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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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是未来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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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亚军、刘莹:依法治理归根结底是一种“规则之治”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作为国之重器一直是治国理政的主要工具。诚然,依法治理的稳定性必须由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加以保障,“无规矩不成方圆”,法律作为规则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其作用是为人的行为设定底线,用以区分人们行为的性质并以此为准绳规范个人行为、引导社会生活,进而防止社会失序,实现风险可控。依法治理归根结底是一种“规则之治”。其中,规则的设立是首要的,制定良好的规则是“善治”的基础,规则也唯有反映民众的价值共识才能得到真心的拥护和自觉的遵守;其次,已经制定的规则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平等的执行和适用,那么只能沦为“一纸空文”,不仅难以得到有效遵守,更将直接影响规则的公信力,甚至是民众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感;最后,制定规则的初衷和最终目标是人们能树立规则意识、形成规则思维,能以此自觉规范行为,进而实现全社会依规办事的风气。当这样的社会氛围形成之后,“规则”和“无需规则的秩序”就会实现良性互补,一旦规则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方式,就能变成一种行为“惯性”,不仅能得到自觉的遵守,还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保障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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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勇: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着力点
公共服务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准,也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作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之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可以夯实共同富裕的公共事业基础,又有利于激发共同富裕的公共分配效能,为未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奠定基础。要以不断满足困难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以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着力推进低收入人群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要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兜底城乡低收入群体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在住有所居方面,要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无论是城镇低收入群体还是农村低收入群体均要应保尽保;在子女教育方面,“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为低收入群体创造均等的发展机会;在要素流动方面,要建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的公共服务配套制度,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推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需要指出的是,低收入群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系统性的统一体,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就业、基础设施等方面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需要各种制度和安排协同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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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蔚文:以中心城市和县城为重点,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化城镇体系是现代化的空间载体。一是强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主要平台作用。以促进各类要素在省域间、城市间自由流动为重点,建立一体化发展协同机制。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避免重复建设。二是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行定点帮扶,有条件的城市可采用科创飞地模式,借中心城市的人才实现产业跃迁式发展。三是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处于中心城市周边的“卫星县城”应主动融入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格局,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和人口疏解,与中心城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不在中心城市辐射范围但自身产业基础较好的“节点县城”应注重产业和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加强与周边区县协作,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探索“小都市区”发展模式。不具有区位和产业优势的一般县城可借助自身比较优势与大城市合作,通过“飞地经济”等模式为本地农业转移人口和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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