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0期】纪德君：口头传统规约下的小说叙事

　　我国古代白话小说是从说唱文学中脱胎而出的，对那些直接受说唱文学孕育而产生的白话小说，不妨称之为“说书体”小说。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说书体小说呢？拿韵文套语的评价来说，从“说—听”角度看，韵文套语给听者的感觉，不仅不嫌重复，反倒觉得“游词泛韵，脍炙人口”。不少韵文套语经过“说—听”的反复检验与艺人的不断加工，凝聚了民众的经验智慧与审美趣味，书场说唱，自然脍炙人口。就人物形象来说，说书体小说写人是否成功，不取决其性格的个性化、真实感与典型化，而在于其是否顺应民众的道德情感，贴合民众的生活、心理和想象，由此出发，去设法模塑理想化、传奇化、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不仅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是其深入人心，让人喜闻乐见的主要原因。再就故事情节的评价来说，说书体小说以口述故事为本位，不可避免要用程式化的“主题”和故事范型进行叙事，其叙事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其是否新颖、独创，而在于是否能从民众的生活、情感与愿望出发去推陈出新，引人入胜。

　　原文链接：口头传统规约下的小说叙事

　　一是弘扬传统西部电影的优良传统。如以《狼图腾》《塬上》等为代表的作品，在生态学意识的宏观视野下，导演通过视听的空间表现，尤其是对西部空间的表现，启发出人们反思过去人类中心主义语境下的社会现实，尤其体现了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中，人类怎样与环境共通。

　　二是影片进行了戏剧化的探索。如《我和我的家长》桥段里面的《归乡之路》等电影对新乡村的叙事表达、喜剧化的开拓。这种美学、叙事不同于以往西部电影的美学呈现，是对当下新乡村叙事的一种新表达。

　　三是注重人民性的探索和表达。如陕西电影《柳青》对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人民性进行了深入表达。其他的西部题材影片如《无翅飞翔》《十八洞村》等电影也都在人民性、现实关怀方面对底层百姓和底层社会的表达方面有着非常好的表现。

　　四是坚持“现代性”的一贯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主要是反映一种现代性中的人性思考和挣扎。近年来，《百鸟朝凤》《塔洛》《气球》等影片对当下环境中人的现代性的思考以及表现有非常深入的描述。而且是具有一种艺术性的，迥异于当下主流电影的表达。

　　原文链接：中国电影学派视野下的西部电影新实践讨论

　　城乡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城乡关系上，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确保城乡关系稳定发展，没有出现大起大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求真求实，理论联系实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以井冈山为代表的十四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以延安作为根据地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实施统购统销制度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通过自我积累，自力更生地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时期，及时将基层实践探索和创造的改革开放经验上升为顶层设计，渐进式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原文链接：如何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应该承认，中国电影理论的建设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渗透着外国理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使中国电影的阐释具有了某种话语操作上的自洽性与沟通性。今天，基于当下文化氛围和历史境遇的中国电影阐释，外国理论似乎也面临无法自洽以及主体性虚化的尴尬。这也是促使中国电影学者寻找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特别是中国思想与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概念和方法。相比从工业现代性的角度理解电影的物质现代性，中国性电影理论给予了更多符合国情的实践价值，而对于逼真的物质性再现的艺术认知、社会认知以及哲学思辨更需要我们在中国性理论资源中小心筛选加以辨别。

　　原文链接：当下电影理论创新与外国电影理论关系研究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背景下，县域发展不断显露出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于共同富裕目标而言，县域发展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至关重要。县域发展关联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群体差距，其对我国共同富裕事业具有“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瞄准县域这个空间，通过消除县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来实现整体发展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包容性。我们要通过政策完善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调节不同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而在加快县域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事业取得更大进展。

　　原文链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瞄准县域